邱雪松

民国时期,教科书乃是私营综合出版社最大的收入来源。而1949年后,意识形态、政权结构、教育体制等条件使得中国共产党拒绝继续视教科书为一门“生意”,但由于受能力所限,在1952年秋之前仍有少量私营出版社获准出版教科书以作补充。开明书店便是其中代表。本文以开明书店这一私营书业为代表,审察了教科书最终实现的“国营化”历史过程,以期对当下教育改革有所裨益。

2010年《开明国语课本》的再版发行不仅引发了民国教材的热销,更是引发了对教科书的热议。今年国家还专门成立了教材委员会,力图进一步加强对教材的管理。教育优劣影响着国之兴衰,教书育人必有所依,教科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1951年秋编定的第一套人教版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到如今的第十一版,在人教版教科书内容不断的调整、更新的同时,我们确实也应重新审视民国的教材,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眼界放得更宽,务必踏实前行。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4月,感谢邱雪松老师授权保马发文。

从“生意”到“政治”

——以建国初开明书店教科书为中心的讨论

邱雪松

开明书店

在民国时期,各届政府受限于实际控制力的不足,对中小学教科书基本采取“审定制”,即私营出版社自行编印,国家相关机构审定后再予以发售的制度。(1)教科书因之成为私营综合出版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迅即确立了教科书必须“国营”(2)的目标,只是囿于经济、环境、能力的等多重限制,目标一时无法达成,新政权只得有所妥协,取“国定本”与“审定本”并行的权宜之计。即使如此,新政府还是逐步通过限价、垄断发售、图书评论等手段,对私营教材严加控制。1952年秋,教科书最终实现了全面“国营”,而最大经济支柱被斩断的私营出版业则顺理成章地走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口。

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多从宏观角度,做行业整体论述。(3)“顶层”与“全局”固然重要,但全景式考察往往流于简略的线性目的论叙事,忽略历史细节,导致其结论过于生硬。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开明书店,以个案深究这段复杂的缓冲期。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开明书店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鼎足而立,时人称之为“商中大世开”。(4)但与其他四家出版社不同,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的“第三线书店”,(5)1949年后开明人(6)与开明书店颇受优待,所出教科书行销全国。不过随着中共教科书政策的收紧,出版社生存愈加艰难,最终于1953年被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吞并,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它的结局在1949年后的私营出版社中可谓极具代表性。笔者依据出版社内部档案、开明人日记,结合彼时党政领导人的讲话,主管机构的文件,还原建国后开明书店的教科书业务兴衰历程,希冀由此更为清晰地呈现教科书的“国营化”之路,并对私营出版业在中共建政初期的真实境遇和“国有化”的缘由做出解释。

对于教科书,新政府思路非常清晰。1949年2月,中宣部出版委员会成立,在22日第一次会议上周扬如此谈到:“出版上的第一件事首先应该做到是统一,……由出版计划来说,首先应谈统一的是出版,如教科书,马恩列斯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要赶快做到统一出版,只有先求得出版的统一,业务才能统一。”(7)周扬将教科书与革命领袖著作并置而谈,可见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7月10日,中宣部再次指示:“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的确之差别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但百废待兴之际,新政权除能编订部分历史、地理科目外,尚无力完成所有科目,该文件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关于其他各科,在这份意见书中,大多是已从解放区原有的教科书或私营书店所出旧教科书中选择了一些暂可采用的本子,望你们斟酌情况,令各学校采用。”(9)除此之外,考虑到教科书的印刷发行任务重,时间紧,出版委员会于1949年7月在北平联合新华书店、三联书店与私营出版社成立华北联合出版社,(10)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参照同样做法成立上海联合出版社,充分调动私营出版社的印刷、发行力量来做好教科书发售工作。如上情况正如出版总署的总结“在国定教科书还不能全套编出的时候,一部分(如自然科学)只能先从私营书店的教科书中加以审核采用。这是就编审工作而言。至于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工作,目前一部分是交华北和上海联合出版社办理的。”(11)

章锡琛

在同行业中,开明书店的情况又格外特别。开明政治上是值得信赖的“同人书店”,出版社大股东邵力子、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宋云彬等早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期间就选择北上,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作为统战对象,大量任职于新中国部门,其中尤以出版部门为多。由于他们的推荐,卢芷芬、章锡琛、丁晓先等开明人也选择离开出版社到新政府任职,可以想见建国初的出版领域里“开明人”的话语权是不可忽视的。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专司审定中小学教材,叶圣陶、傅彬然、宋云彬等任职其中,叶圣陶出任主任。10月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和新华书店编辑部三个部门联合组成出版总署,胡愈之、叶圣陶分任正副职。出版总署下设编审局,第一处负责全国教科书编审工作,叶圣陶兼编审局局长,宋云彬出掌第一处。(12)受益于上述因素,开明书店的教科书业务,并未因政权更迭受到太大影响。在局势尚未平稳的1949年,其收益仍占出版社收入的62%。1950年上半年,教科书销售占出版社销售额的55.3%。(13)1950年秋季,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中小学教科用书,对比商务和中华只有7种和8种,三联仅有3种,开明入选达15种,46册之多,个中优待不言而喻。(14)此外,开明书店同时参股了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这两家机构因为有国家政权的强力保障,业务开展顺利,仅仅是1950年春福州地区开明书店就从中预领纯益1亿元。(15)解放后的如此待遇,让出版社上下滋生了乐观情绪:“总认为在最近一两年内,开明还不会遭遇到像偏重教科书营业的别家同业那样的困难”。(16)

邵力子

虽然私营书业可以继续经营,但国家进入教科书业务带来直接致命冲击是不可否认的。这可证之于开明书店的营业变化,社内教科书销货基价1948年上半年为5,477,260,000元,1949年上半年降为4,512,472,000元,1950年上半年跌至3,614,383,000元。(17)1949年10月7日,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曾邀请在京出版行业人士举行茶会,开明书店代表卢芷芬直言:“民营书店走什么路,感到很彷徨。”章锡琛明确地点出关键所在:“中国出版业集中在上海,最大的只有四五家,主要营业是靠教科书,占全部营业额60%。他们的分店只卖自己的书(教科书),现在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原来卖教科书的书店,就要无业可营了,而这几家书店,历史很久,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8)结合卢芷芬与章锡琛的话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私营出版业来说,“走什么路”与教科书发售是密切关联的。虽然私营书业面临困难,但“国营化”绝对是新政府立意实现的,其中统一书价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0月19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做了明确表态:

教科书要由国家来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刷得好些,价钱也便宜些,发行也免得浪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期中,教科书定价最高有到印刷成本2000%的,这对于学生是极重的剥削。过去的书店黑幕重重,鲁迅先生曾非常愤慨过。上面所说的教科书的书价,不过是其中的一例。现在由新华书店发起,组织了教科书的联合出版社,京、津、宁、沪教科书的定价为印刷成本的250%,如果不是纸价高涨,现在比以前低之多,就可以解除学生的一些痛苦。这显然是一大进步。将来教科书的价钱还要逐渐减低,到国家财政允许的时候,还要减到成本以下,赔贴的部分由国家负担。只有教科书价格非常低廉,才可能消灭文盲,否则是不可能消灭文盲的。总之,教科书对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9)

翌年6月7日,出版总署的综合报告中再次议及该话题:“书价之贵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许多学校学生买不起教科书,北京中学校三四个学生合用一本书。当然,纸贵是书贵的主要原因,但发行工作做得不好,不能节省浪费,也是一个原因”。(20)7月5日出版总署就会同教育部联合发文《关于1950年秋季教科书减低并划一售价及供应办法的决定》(21),从教材的用纸、开本、封面、最高限价,到邮运费、折扣比例、甚至库存损耗比例,巨细靡遗,一律做了硬性规定,国家降低书价的决心之大可见一斑。政策出台后,书价直接降低了20%—40%。(22)私营书业因此遭遇了灭顶之灾,章锡琛就说:“(决定出台后)不免使开明同人突然像碰到晴天霹雳,几至于手足无措。……此后决不能再像从前的‘做一季,吃半年’乃是十分明白的事实”。(23)11月,管理层在递交出版总署的报告里,悲观地做了总结:“一九五〇年下半年的教科书,我们应该认为这是应负任务而非营业,预计售货所得仅够成本,如果其他本版书的销数不能增进,则本版书实际营业数字,与一九四八年半年的营业总额比较,其降低程度达百分之八十强”。(24)内中语气与1950年上半年的心态相比有着云泥之别。

发售“国营化”的步伐并未因私营书业遭遇的困难而有所减缓,总署下辖的出版总局曾专门发文强调“教科书供应决定,正是改进教科书发行工作的一种新方向,不论关于供应,关于售价,都是极为重要的决定,都是应该做到而且可能做到的。”(25)书价降低直接导致出版社收入大幅滑坡,开明在各大城市的分店更成为严重经济负担,“在十一个分店里(昆明分店不包括在内)除了成都、北京几个分店略有盈余外,其余都是亏损,而广州分店竟要亏损到一亿二千万元,几乎占全部分店亏损两亿七千多万元的一半。杭州分店的营业只有一千七百万元,亏损却到五千二百六十万元,南京的营业一千三百万元,亏损到二千九百万元,这真可算是十分严重的现象。”(26)出版社领导层据此向总署报告:“分店机构,本来是为了教科书的发行工作而设的,今后决不能再依靠教科书,必须从基本上创造生存的条件,发展事业。否则惟有减少发行分店,以期集中力量来做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出版工作。”(27)作为资方的管理层,在新时代背景下敢提出减少分店、裁汰冗员的“大胆”申请,我们可以想见出版社彼时处境的困难。11月11日,出版总署发出《关于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书店组织联合发行机构的通报》,开明书店相应政策剥离各地分店,由此退出了教科书发行业务。

人教版中小学教材[第一套]

即使在印售渠道上逐步实现了“国营”,但各方面的条件限制决定了建国伊始中小学教材“国定本”与“审定本”并行的权宜之计仍然得沿用一段时间,不过政府内心对私营书业教材并不完全信任。建国伊始出版总署考虑通过设立图书评论制度来加以整肃私营出版业,叶圣陶对此事略有记录:

(1950年3月28日)同人将在《人民日报》办一评论图书之双周刊,期提倡认真出版,推进出版事业。分头拟撰稿件,余观已成之数篇,颇不惬意。评论确不易为也。(28)

叶圣陶内心认为“评论确不易为也”,但出版总署着意强力推进,而私营出版社的教科书更是重点,很快在第三期《图书评论》就登载了金灿然《中学地理教本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的批评文章。

出版总署专门为金文写了按语,为此事定调:“现在各地中学地理教本大半是旧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各家私营书店所出版的。……这几种本子中虽然有在解放后由出版者自行修订过的,却仍旧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重大的缺点。”金灿然开篇明言:“地理科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我们过去重视得很不够。这从我们选择了三种地理教本可以看出。现在就把那三种中学地理教本,分别在几个政治思想观点上加以分析和批判。那三种教本是:一、王成组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复兴高中本国地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改编本),田世英编的《开明新编本国地理》(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四册修订本),韦息予编的《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一九四九年八月平一版本)。”文章随后从“关于两个阵营”、“关于中苏友好”、“关于民族平等”、“关于地理环境与人口问题”、“关于经济建设”、“关于选用材料”等六个方面对三种教本的 “许多原则性的重大的缺点”展开严厉批评,金灿然据此断定:“这三种教本,虽然本来是在解放以前写的,但是作者和出版者没有根据新中国的国策与立国精神,将自己的旧出版物加以必要的检查修改,这就表示,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是不够的。”(29)

在金灿然批判的三种教本中开明书店独占两本,出版社丝毫不敢怠慢,马上做出检讨,全文刊发于5月13日的《人民日报》:

开明书店自我检讨

看了贵刊第三期刊载的《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思想问题》,我们诚恳地接受金灿然同志对于我们印行的《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和《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的批评,并且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的初稿是抗战时期在后方完成的,胜利后曾在上海修改过一次。《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是胜利后在上海编成的。当时因为不愿意受伪教育部的审定,两种教本都用补充教材的名义印行。去年上海解放之后,两种教本被推荐为暂用教本。我们因为急于要造货供秋季开学应用,没有来得及审阅修改。到了秋天,我们把《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各册先后修订改编。但是我们的政治水准不够,仍旧留下了一些错误。至于《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本来打算停印了,后来为了供应少数学校的需要,又重印了一些。这样做法多少是为了单纯的营业利益,确实不是严格的向人民负责的态度。我们检讨的结果,决定把《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停止发售,把《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彻底重编。

还有一点要说的:解放之后,我们已经把出版的书籍检查过一遍。有些基本观点有错误的,已经停止发售了。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受了能力的限制,我们的检查工作做得不够正确精密。因此想通过《图书评论》向全国读者请求:愿读者们帮助我们,随时把我们的书籍上的错误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逐步改进,认真做好出版工作。

此致敬礼!

开明书店谨启五月十二日(30)

在检讨里,开明做出停售《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重编《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的断腕决定,并态度谦卑地向读者请求继续监督。两教本同被批评,命运却大不相同,其中另藏隐情。《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教材编者韦息予,即丁晓先,原是商务印书馆职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1927年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任职于开明书店。对丁晓先这段经历,相关部门是知悉的,所以在上海解放之初拟具的《开明书店概况报告》中,他被定性为“叛党分子”,(31)不难推测在主管领导看来他所编教材必然含有恶劣政治影响。从检讨里“本来打算停印了”一语可见出版社方面也知个中利害,在遭致批评后,开明遂停止发售,希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田世英的《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是他1944年应开明书店之请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所编,该书因不合部颁标准被弃,出版社遂改为《开明新编本国地理》自行发售,广受欢迎,在解放区也被采用,在1948年7月中宣部发布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中还被正式推荐为中等学校地理课本,可见该教材是值得信任的。(32)所以针对批评,出版社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政治水准不够,仍旧留下了一些错误”,承诺“彻底重编”。对于开明书店的表态,上级领导部门是认可的。在同年秋教育部发布的教科书推荐表中,出版社被选用的教材书目,从册数和种数上,仍占了三分之一强,田世英的《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依旧在列。(33)虽然暂时未受太大冲击,但对于包括开明书店在内的私营书业来说,金灿然的文章无疑是一记警钟,明确表明即使审定通过,但私营出版社教材内容上仍然有与现政权教育目标存有龃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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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日,

人教社在东单东总布胡同10号出版总署院内成立

1950年9月15—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公私出版事业分工专业化的总方针”,会议决定“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则以原有华北与上海联合出版社为基础,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 私营出版社则一律退出教科书业务,开明的主营方向被设定为应用社会科学,文史和中级读物,(34)开明书店正式结束了教科书业务。

1949年之后,“出版”不可能再是一门“生意”,正如胡乔木所言“出版物和纸烟、火柴等商品不同,那些东西不好,党委虽然也应该负责,但责任还小,而出版物是思想方面的东西,虽也是商品,但是是政治的商品,党对这方面应当负最大的责任。出版中发生的问题,最后就要找到党的机关”。(35)在出版物中,教科书尤为重中之重。只是因为教科书的“国营化”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私营教材才会在1948至1952年这短暂的缓冲期得以继续发售。但,对于新政权来讲,教科书从“生意”变为“政治”是必须完成的目标,只是先后步骤有别。从上文例子可见,新政权选择以书价为突破口,来率先实现教科书发售“国营化”。1950年底,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发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中小学教科书,全部由各地新华书店负责供应”。(35)配合以国家对教科书的定价权控制,可以说在1950年底新政权就全面控制了教科书的发行。至于教科书的编审,在人教社成立一年半内国营和民营教材暂时共同流通的局面后,到了1952年5月,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1952年秋季教科用书的规定》,所附用书表中的45种95册教材均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编审、印行、发售。(37)教科书作为出版物,除了作为大众教育的载体外,它更是承载政党意识形态,构形国家认同的最有效工具,今天看来在新生政权刚建立彼时特定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下,教科书“国营化”的决定是正当的。

建国之初民营教材得以流通,是客观条件使然,而在诸多民营出版社中,开明书店独受优待,人脉于其中至为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之际,开明的“同人书店”性质就率先得到了承认和尊重。1948年底,中共中央颁布《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对新解放区的出版机构有如下重要指示:“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如开明、世界、北新属之。”(38)两月后,中宣部更致电中原局,要求停止翻印开明书店书籍,保障出版社权益。(39)中共对开明人更是礼遇有加。事实上,早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开明书店内部商议“公私合营”,并于1950年2月同行业首家向出版总署提出,其中部分原因就是总署开明人的谋划建议。本文所论及的个案,也说明在绝对的“政策”下,各种人情伦理仍然会错落其间,这必然会在刚性的“体制”打开弹性空间,历史的多义性与繁复性才得以呈现。随着教科书“国营化”的展开,私营出版业的生存空间逐步消弭。对私营书业而言,没有了教材业务,在当时的背景下惟有“公私合营”一途。开明就选择了共青团旗下的青年出版社,两家出版社于1953年4月15日挂牌为中国青年出版社。(40)此举可谓拉开了私营出版业改造的序幕,12月5日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翌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并着重指出:“对于私营出版业、发行业和印刷业,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重点首先放在出版业方面。”(41)到了1956年6月,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私营书业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正是因为教科书的“国营化”,新中国初期教育才得以迅速普及与展开,时任开明书店编译所主任吕叔湘认为“现在,教科书基本上是由公营书店去发行了——这一措施,无论从提高教科书的水准来看,或是从减轻学生的负担来看,都是十分应该的。”(42)这句话中的真诚与反应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不可讳言,“国营化”后,教科书长时间为“政治”所左右,甚至在非常历史阶段偏离了教育的本义。如今,关于该话题有了更多的讨论空间。2010年,《开明国语课本》再版发行,引发了民国教材的热销,甚至引发热议。(43)但人们在对民国教材现行教材的对比褒贬之际,却有意无意中无视了民国教材“生意”的另一面,甚而落入“民国范儿”的思维陷阱,实际上是不利于讨论的深入展开。事实上,正如相关研究者指出的“教科书不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出版和发行受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44)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在“事实”、“生意”与“政治”中寻求三者的最佳平衡点,我们今天的相关教育改革才能取得真正进展。

注释

(1)教科书“审定制”通行于中华民国时期,不过历届政府曾数次意欲实行“国定制”,并颁布相关政策,编辑了各科教材,但从实际效果上讲,“国定制”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关于中华民国时期教材编审情况请参见郑鹤声:《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科图书之检讨》,载《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7号;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里“第三篇 管理篇”中的“第六章 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2)本文讨论的教科书“国营”,指“大出版”概念下的国营,包括编辑、发行、印刷三个方面。不过1937年淞沪会战导致美成印刷厂被炸毁后,开明书店不再自设印刷部门,所以本文侧重编辑、发行。

(3)就笔者所见,对私营出版业改造讨论较为深入的著作是朱晋平:《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对新中国教科书制度研讨以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刁含勇的博士论文《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1949—1954)》为代表。

(4)朱联保回忆:“解放以前,书业中人对规模较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这五家,简称为:‘商中世大开’。这是以印售中小学教科书数量之多寡而排列次序的。”,见《漫谈旧上海图书出版业》,《出版与发行》1986年第5期,第53页。

(5)据胡绳回忆:“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恩来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杂志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三类。第一线像《文萃》那样的杂志,是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查禁的。第二线是一些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到了某种时期,是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查禁的。《中学生》和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该尽可能存在下去。恩来同志这个安排,我和叶圣老谈过,请圣老尽力维持开明书店,维持《中学生》”。载胡绳:《我和〈中学生〉》,《读书》1985年第11期,第136页。

(6)本文的“开明人”既指1949年后在开明书店继续任职的员工,还包括握有开明书店股票,但已在新政府任职的叶圣陶、胡愈之、宋云彬、傅彬然、章锡琛、邵力子、郑振铎、周予同等,通过各种方式为开明书店出谋划策的大股东。

(7)《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8)《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宣传部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9)张景辉,崔宗绪:《回忆华北联合出版社》,《北京出版史志》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51~152页。

(10)吕君朴:《上海联合出版社琐忆》,《书店生涯六十年》,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部出版物,1996年8月,第101~117页。

(11)《出版总署三个月(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工作简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1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暂行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506—508页。宋剑行:《深深的怀念》,《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3)《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开明书店报告》,1950年9月,第22页。

(14)《一九五〇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1949—1952年教育文献法令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第216~220页。

(15)《出版局为执行教育部、出版总署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两个决定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397页。

(16)章锡琛:《教科书与开明书店》,载《开明通讯》1950年第1期,第19页。

(17)《开明书店致出版总署报告》,1950年9月,第22页。

(18)《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邀请北京市同业茶会记录(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463~465页。

(19)《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445页。

(20)《出版总署工作综合报告(节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300页。

(21)《关于1950年秋季教科书减低并划一售价及供应办法的决定》,《教育部法令汇编(1949—1952年)》,第220~221页。

(22)《出版总署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23)章锡琛:《教科书与开明书店》,载《开明通讯》1950年第1期,第19页。

(24)《开明书店致出版总署报告》,1950年11月,第22页。

(25)《出版局为执行教育部、出版总署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两个决定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398页。

(26)章锡琛:《教科书与开明书店》,载《开明通讯》1950年第1期,第19页。

(27)《开明书店致出版总署报告》,1950年11月,第24页。

(28)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29)金灿然:《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3日,第5版。

(30)《开明书店自我检讨》,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13日,第5版。

(31)《开明书店概括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Q431—1—144。

(32)田世英:《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编辑——忆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114~115页。

(33)《一九五〇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1949—1952年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216~219页。

(34)《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综合报告》,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日,第3版。

(35)《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36)《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发出关于一九五一年春季教科书的售价及生产供应办法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1日,第3版。

(37)《一九五二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1949—1952年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233~236页。又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之“大事记1952年”条:http://www.pep.com.cn/rjs/rjgl/rjls/dsj/201012/t20101206_982067.htm,2015年10月9日。

(38)《中共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1

页。

(39)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寄送样本及不要再翻印开明等书店的书籍致中原局宣传部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40)《中国青年出版社今日成立》,载《人民日报》1953年4月15日,第3版。

(41)《中共中央批发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42)吕叔湘:《祝贺第一届出版会议成功》,载《开明通讯》第2期,1950年9月15日。

(43)《语文教材,从民国到现在》,载《南都周刊》2010年11月15日。随后,报道陆续出现于腾讯、新浪等主流门户新闻网站,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等的加入,使得该报道演变为一场媒体热潮。

(44)M·阿普尔,L·克里斯蒂安—斯密斯:《教科书政治学》,载《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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